追鲟三十年 | 深度报道

记者/张涵 实习记者/廖馨怡

编辑/刘汨

危起伟在2003年抢救白鲟的现场 | 央视《抢救大白鲟》

危起伟一直在追着鲟鱼跑。

从他大学毕业进入长江水产研究所之后，这场和时间的赛跑就开始了。他尝试人工繁育，四处筹措经费，说服领导接受他的保护计划，但似乎总慢了一步。

他几次顺江而下，寻找久未出现的白鲟，最后在临近退休时得出结论，白鲟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灭绝了。这意味着，他最后十几年的努力都是徒劳的。

除了追赶时间，鱼类学家们的工作不可避免与社会的发展交汇。当自然保护区遇上水电站，当养殖基地被纳入开发区，当保护计划因为缺少经费不能落地，他们不得不开始思考，水生生物保护究竟处在怎样的位置？

如今听到白鲟灭绝的消息，人们自然地感到惋惜。然而回溯历史，不难发现，那些珍稀水生生物并不总是理所当然的被保护对象，和它们打交道的研究者和管理者们，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懂得如何保护。

人的认知和时代背景交融在一起，在那个物资匮乏、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，只谈保护不谈利用，是件“可笑的事情”。

危起伟团队收集的白鲟骨骸

被“截流”的命运

2003年宜昌江边的一个晚上，渔民和渔政站站长守着一条3米长的白鲟聊天。

“你说这条鱼要吃的话，哪里最好？”

“我要吃那个鼻子，肯定特别软，那是脆骨。”

中央电视台记者钟倩正给这条大鱼拍纪录片。有着一亿五千万年历史的濒危物种时隔多年再次出现，领导派给她这个大任务，“肯定能拿奖”。

拍摄对象还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。他的团队成功救治了这条白鲟，打算放流江中，追踪至产卵场，尝试人工繁殖，挽救白鲟濒危的命运。时值春节，镜头里洋溢着人们的笑容和对白鲟的乐观期待。危起伟在餐桌上开玩笑：“三年之后涮白鲟火锅”。

但追踪白鲟的信号意外中断了。临走，钟倩和危起伟说，“你们先找，等找到给我打电话，我随时回来把那集拍完。”她没有等到那通电话，近二十年后，传来了白鲟灭绝的消息。

人们本能地回想最后一只白鲟出现的场景，聚光灯再次对准了危起伟。他几乎接受了所有媒体的约访，一遍遍回答着“白鲟为什么会灭绝”这个问题。他想抓住每一次科普的机会，即便不喜欢一些媒体“急功近利的搞法”，写一些“短平快的、比较肤浅”的东西。

只有一次除外。当他介绍修建葛洲坝对鱼类的影响时，或许是觉得话题敏感，记者说“要不别说这个了。”危起伟生气地打断：“我说了，你写不写我管不了，我不说那是不行的。”

在大多数采访中，危起伟都会主动提起这段历史。在他看来，葛洲坝截流是许多鱼类命运的拐点，也是自己工作的起点，许多问题必须回到那个时空解答。

1970年代，葛洲坝工程建设开始。一旦大坝截流，洄游性鱼类去往上游产卵的通路被中断，繁殖将受到重大影响。秉承着“兴修水利要三救：救鱼、救船、救木”的指示，1972年农林部下达了“长江鲟鱼类专题调查”任务，长江水产研究所负责主持联系工作，多家单位针对洄游性鱼类展开调查。

水利专家黄真理、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等人在《葛洲坝工程救鱼问题的争论及启示》中对救鱼的论证过程进行了总结，“1981年2月，国家农委召开第一次论证会，除了‘要救鱼’达成一致外，救鱼对象和救鱼措施等存在严重分歧。1982年2月，召开第二次论证会，一致的意见是：只救中华鲟，救护方法包括人工繁殖放流、网捕过坝和禁捕。”而同样作为从白垩纪幸存下来的古老鱼类，白鲟没有被列入救鱼对象。

彼时的危起伟还在原江西大学读生物系。1984年他被分配到长江水产研究所工作时，对中华鲟的“救鱼”行动已经全面铺开。他负责中华鲟的野外监测，发现所里把近四分之一的力量都投入了相关课题，水利部还批准在宜昌成立了中华鲟研究所。

为什么只救中华鲟？危起伟推测，当时或许是出于“实用主义”的考虑做出这种选择。中华鲟是经济鱼类，肉质好，鱼子酱多，数量比白鲟和长江鲟更多，保护起来更有操作性。尽管以现在的观点来看，“肯定是应该哪种鱼少先救哪个”。

黄真理认为这样的推测并不准确。他曾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司长，他根据葛洲坝工程的历史资料分析，当时的一些专家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，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，就推测白鲟可以在葛洲坝下产卵。这种错误的判断，直接影响了救鱼的政策。

无论决策的过程如何，对鱼类重要性的排序延续到了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工作中。鲟鱼组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华鲟、白鲟和长江鲟，但课题几乎全部集中于中华鲟，每年所里会捕捞上百条中华鲟进行人工繁育。

对白鲟等其他珍稀鱼类的研究保护则是“被动”的。国家任务以课题的形式下达，没有课题意味着缺少经费，投入多少取决于个人。误捕白鲟的电话打来，“不去也没事”。那时所里只有一台电话，渔民的消息辗转几次，等危起伟搭乘大巴车赶到江边已经过了两三天，只剩下尸体。

掩埋尸体前，危起伟会取下白鲟鳃盖后汤匙形状的骨头。带回的骨片用来鉴定年龄，用水煮后会显出扇形的年轮，一轮就是一岁。这些白鲟都是十几岁的成鱼，幼鱼已经很少见到。

根据危起伟课题组的数据，1975年以前，长江全江段白鲟年捕捞量估计为25 吨。1981年葛洲坝截流后，坝下江段白鲟数量急剧下降。从1981年到1987年，每年只能发现10到32尾成体。

多年之后，当长江水产研究所从荆州迁到武汉时，危起伟带不走一手创立的中华鲟养殖基地，但带上和白鲟有关的一切不需要多少力气——一具标本，几册资料，和十几块白鲟的骨头。

国内对白鲟的研究止步于初级，相关的学术论文仅有几十篇。在1988年出版的《长江鲟鱼类生物学及人工繁殖研究》中，关于白鲟的信息只有17页，简单概括了构造和生态习性。介绍白鲟时，学者们有时会带上“可能”和“估计”这样推测性的词语。

回看白鲟的命运，危起伟认为，如果当时的“救鱼”对象包括白鲟，主动组织捕捞，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仿照“救”中华鲟的方法，在江边拴养、修大池子，或在水库放养，是有可能成功的，“条件都是人创造的。”

危起伟创立的中华鲟养殖中心

“实用主义”年代

三十多年前的危起伟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学生，第一次在宜昌见到死亡的白鲟时，他心里没什么触动，只觉得这鱼“真大”，发愁该怎么处理。

他是恢复高考后第四批大学生。改革开放初始，经济学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，他报考的生物学被认为“没什么用”，是很多人分数不够时，托底的选择。

一切知识都是新鲜的。对危起伟来说，专业的选择没那么重要。受国家补贴上学，毕业又分配到好单位，未来的路已经铺好，他心怀感恩，“安排什么工作，做就是了”。

那时，鱼类的经济价值被看重，更多地被称为“水产”。农业部下设水产局，为了缓解副食品供应短缺，在1988年提出建设“菜篮子工程”。相比救鱼，更重要的是解决“吃鱼的问题”。危起伟记得读初中时每周从家里带一罐咸菜去学校的滋味，“在80年代提长江大保护是可笑的事情，那肯定要长江大发展。”

发展任务驱动研究。除了救鱼，各研究所的重要任务是扩大养殖和鱼病防控。据长江水产研究所1985年所志，当年承担的35个课题紧密结合着“生产实际”，除了扩大杂交鱼的试验规模，还引进了繁殖周期短、更加“实用”的外来鱼种。

相比之下，资源监测等生态类课题被弱化了，研究经费通常要少几万元，因为“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”。即使中华鲟是“救鱼”对象，课题组也常常为钱发愁。

刚进所的两年，危起伟主要负责中华鲟的野外资源监测。在宜昌租一条木船，带着一帮码头工人捞鱼、称鱼，再用简陋的工具解剖，既辛苦又难以形成研究成果，“没有任何好处”。当时，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已经实现，但鱼苗的成活率极低，“今天死了500，明天死了5000，大后天就没了”。1986年，农业部对中华鲟相关课题的科研资助中断，成员们分散至其他鱼类课题组，中华鲟苗被迫放流长江。

研究所那时还有个针对长江、珠江鲥鱼的课题组，每年五六万元的经费，请渔民捕鱼的劳务费就占去大头。为了节省经费，成员们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驯养大的60多条鱼上。虽然实现了人工繁殖，但受实验室条件所限，育苗技术难以突破，野外也难再寻到鲥鱼，课题组最终解散了。

目睹了鲥鱼研究的终止，危起伟决心把中华鲟养下去。那时课题组的人员已经各奔东西，但危起伟有种不自觉的责任感，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，觉得应该回报国家的培养，完成“救鱼”任务。

最紧要的是解决钱的问题。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原则上不允许用于科研之外。那时课题组每年会捕捞几百条中华鲟，但存活的时间有限，尸体在冷库里“堆得像山”。危起伟四处寻找出路，和广东的美食家开发各种中华鲟菜式，争取领导的支持。最终，湖北省水产局特许将一部分中华鲟流向市场。冷库里的中华鲟被锯子切成小段，卖掉一点，科研经费就积攒一点，如此维系数年。

1997年，危起伟团队解决了中华鲟培育成活率低的问题，在国内建立了多个繁育基地，农业部还批准了一些民营企业开展中华鲟人工繁育。熬过了最难的阶段，危起伟意识到，“在农业部门一定要搞利用，你纯保护别人不理你。”

随着中华鲟人工繁殖技术不断成熟，危起伟开始有精力顾及白鲟、长江鲟等其他珍稀鱼类，他试图“救更多的鱼”，但见到白鲟的机会越来越少。

他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活体白鲟时的情景。那是1993年宜昌的长江边，一条长达3米的白鲟被误捕后，在水里拱动着。危起伟拍照后立即运往10公里外的土塘，或许是白鲟不适应静水环境，最终没能救活。之后的很多年，他一直没能再见到活着的白鲟。

危起伟团队多年来整理的鲟鱼观测数据

夹缝中的保护区

1994年三峡大坝开工建设，不同的是，这次白鲟被考虑在了保护计划之内。1989年，它和中华鲟、大熊猫一同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三峡建设规划包括建立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区，保护对象为长江鲟、白鲟、胭脂鱼等。但此后，在保护区内的金沙江建设向家坝、溪洛渡水电站的项目也被提上日程。

因一系列论文受到重视，危起伟作为专家参加了2000年的长江上游保护区调整论证会。他记得当时会上意见分为两派，发改委主张缩小保护区范围，这样水电站的选址就能避开保护区，鱼类专家则极力反对。

根据1994年颁布的《自然保护区条例》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。但危起伟不得不承认，当时确实很多年没有发现白鲟了，中华鲟又被挡在葛洲坝下，无法进入上游，保护对象十分有限。

会议连续开了几天。发改委提出把保护区的上段裁短约一百公里。在场的院士也大多学工程出身，危起伟感到有些“挡不住”，“你说一点都不退，那搞不下来。”

两方最后得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在裁短保护区上段的同时，将下段从合江延长一百多公里到重庆，把赤水河全部纳入保护区。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多数专家和环保部的支持。损失了一段保护区，留下了一条自由流淌的河流，危起伟认为“这个博弈还是很值得的”，否则赤水河现在应该早就被开发了。

黄真理当时主管三峡工程生态保护工作，建设自然保护区的经费也包含在三峡工程的生态补偿之内，“那些钱过去是我负责拨给他们的”。回过头看，黄真理认为为白鲟建保护区出发点虽然是好的，但在葛洲坝修建后，珍稀鱼类资源开始指数级下降，为时已晚，补救措施意义不大。没有保护对象的保护区就像“修了个房子没有人住”，反而限制了地方的发展。

多年后，危起伟成为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一员，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评估和论证会议，能不能建保护区、保护区能不能建码头、能不能调整范围，危起伟有了重要的一票。委员会由专家评委和各部委领导共30人组成，一个项目想要通过，必须拿到80%的同意票，“有6票反对就完了。”

危起伟因此看见了越来越多利益驱动下的保护区调整。最初，为了拿到国家投资，很多地方申请建保护区，建得越大，拿到的投资越多。后来环保的压力逐渐增大，各地又想把保护区的范围缩小，用于搞开发、修公路。还有市长、省长专门找专家做工作，“大家都有投票权啊”。

有时评委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。据南方周末报道，2008年，为了建设猇亭临江工业园区，宜昌中华鲟保护区由原来的80公里调整为50公里，虽然后来时任宜昌市委书记的郭有明被立案调查，但造成的危害已无法挽回。危起伟形容这是一场“生态灾难”，专家咨询会变成了“专家同意会”。 

危起伟正在检查中华鲟发育状况

最后的白鲟

关于保护区的“博弈”过去两年后，2002年底，白鲟的踪影突然出现在江苏南京。被渔民误捕上岸时，这尾白鲟受伤严重，胸鳍已经卷曲了。危起伟和团队忙了29天，仔细记录气温、白鲟的活动水层和伤口变化。一切都在好转时，意外发生了。白鲟撞到了池壁和水管间的缝隙，长长的吻被卡住，退出来后就翻了肚皮。在场的人都哭了。

就在一个月后，渔民再次在宜宾误捕了一尾白鲟，他认得保护宣传册上的大鱼。那时白鲟被称作“水中大熊猫”，层层上报后引发了全国关注。

央视记者钟倩和摄影师从北京飞到重庆，为了赶上白鲟放流的场景，她让出租车司机直接开到宜宾。得知是去拍白鲟，她感觉司机瞬间紧张起来，“有种英雄主义情结”，一口气开了 7 个多小时。

原宜宾水利局水产渔政站站长穆天荣负责组织渔民，把白鲟转运到水流更缓的江边。进入网箱船后，白鲟一度翻着肚皮。钟倩记得，正在赶来的危起伟在电话里大骂穆天荣，“我告诉你，这个鱼要是被你转死了，你都负不起这个责任。”

钟倩一度感觉危起伟不太好相处，他不在意镜头，甚至反感记者干扰了自己的科研。由于当时不具备养殖条件，治疗好白鲟后，危起伟在它的背上缝了一个跟踪器，决定放流。放流当天，穆天荣让危起伟等等央视的记者，危起伟黑着脸，“什么记者还没到，为什么要等他们？”摄影师想上船跟拍，也被危起伟拒绝了，最后只能用脚勾住船强行上去。

白鲟入江后，危起伟让人赶快架起追踪仪开船追踪，耳机里很快传来了“嘟嘟”的信号声。一路上大家轮流换班，饿了就在江边快速吃份盒饭。

危起伟计划一路跟踪白鲟至产卵场，但没过几天，追踪船在夜里触礁，螺旋桨坏了。正值春节，等找人把螺旋桨修好后，危起伟马上返回江上，耳机里却再没信号声传来。

为了避免白鲟再次被误捕，宜宾市提前4天开始季节性禁捕。危起伟和团队沿着长江来回捋了几遍，依然没有收获。钟倩只能先离开，打算等找到白鲟后，再回来补拍纪录片的结尾。

后来，与那条白鲟有关的许多人，境遇都因此发生了改变。误捕白鲟的渔民被开会表扬，奖励了2000元。穆天荣后来当了局长，钟倩的纪录片也一路拿奖，她觉得或许是危起伟运气不好，“如果那天不触礁，白鲟没准就在了。”

对白鲟的关注渐渐淡去，但危起伟的寻找没有停止。他一边找鱼，一边建立应急救护网络。三峡大坝建成后，三峡公司提供了一笔生态补偿经费。危起伟按照白鲟体长的六倍设计了两个直径 30 多米的水池，还投入几百万研发了一艘19米长的白鲟科考船，帆布水箱、担架等急救设施一应俱全，时速可达60 公里。“长江上游，基本上 6 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任何现场。”他还要求课题组成员，手机一直保持开机状态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在2006冬季至2007春季的白鲟专项野外调查中，危起伟团队搭乘着白鲟科考船下钩开捕。上来一条，记录一条，有草鱼、瓦氏黄顙鱼、大口鲶，唯独没有白鲟。

危起伟的学生李君轶参与了2013年的白鲟专项调查。他们租了六七艘渔船从长江上游一路往下捕捞，渔船在南北两岸拉开一张巨大的流刺网，带着滚钩的网顺流而下，每走1公里他们就起网查看，记录鱼的种类再放回水里。

李君轶在船上待了两个月，负责用鱼探仪监测白鲟的信号，不同个头的鱼类对声波的反射程度不同，如果分析出有体长2至3米的大鱼，危起伟就要求在附近水域着重捕捞，李君轶感觉老师似乎“一直还抱有希望”。

8年中，鱼探仪监测到6次疑似白鲟的信号。然而就算加大捕捞频次和范围，依然没有找到白鲟。白鲟的平均寿命为三四十年，2003年被误捕时，那条白鲟大概20岁，如今一个生命周期已经过去，“可能是老死了，也可能被捕杀了。”

 上世纪九十年代研究所使用的船只

给领导“科普”

寻找白鲟的这些年，危起伟一直在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包括领导。一年中，他有200天在路上。要么在长江上调研，要么在去外地开会的路上，参加项目评审、行业研讨和自然保护区论证。

他是直肠子性格，抽烟喝酒都很爽快，“和上面关系都蛮好的，搞顺了。”但在行政体系面前，这种良好的私交能提供给他的帮助并不多。

长江内水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归属农业部门，具体由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长江办”）和渔业渔政局分别设的资源环境保护处负责。曾在这两个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李彦亮坦言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只是资源环境保护处众多职责的一项，“几十万渔船要退出，上百万渔民要上岸。不论长江办还是渔业渔政局，重点工作都是渔政执法，资源环保处排不上位置，也缺少专门的经费。”

在行政体系内，水生动物保护的境遇，随着机构设置的变迁起起落落。2005年，专职负责保护的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处成立，此后数年是危起伟眼里的“黄金时期”。在李彦亮的支持下，长江上游自然保护区得以落实，还拿到了三峡公司的3.82亿元生态补偿经费。

2013年，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，部级单位开始自上而下精简人员，在这次调整中，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处被撤销，长江办成立，保护工作被归到资源环保处。

相比之下，陆生野生动物由林草局负责，设有动植物保护司、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和湿地管理司，还有大熊猫保护中心等针对具体物种的局级单位。“水生动物的保护连一个处级主管部门都没有，专职人员只有两三个，不及陆生动物保护力量的十分之一”。李彦亮说。

这样的弱势也体现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交涉中。2017到2018年，荆州文旅区项目施工造成了当地恒升公司养殖场内36尾成年子一代、近6000尾子二代中华鲟非正常死亡。这是经农业部批准的、国内最早开展中华鲟人工繁育的企业之一。

长江办致函湖北省农业厅，表示这些中华鲟“极其珍贵”，其中有繁殖能力的成年中华鲟，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。湖北省农业厅赴现场调查、约谈，施工依然没有停止。危起伟当时参与了调查，他表示这项工程没有经过环评，属于非法施工，但文旅区管委会是荆州市政府的行政机构，“你说人家是听长江办还是荆州市的？”

危起伟听一位研究江豚的学者说，每次到各地县里搞调研，当地接待的人首先问“诶，这个江豚好不好吃啊？”他深有同感，自己接触过的一些领导也不懂生物学，要想让“外行”推进一项工作，很多精力都要花在解释和科普上。

按照危起伟的经验，和领导熟悉起来大概需要一两年时间。打好了基础，一有机会他就和领导汇报工作，有时在办公室，有时在饭局，大会小会也说。为什么保护物种需要纲领？什么叫行动计划？计划有什么内容？“只有懂你这个工作在做什么，他才有可能支持你。”危起伟积极邀请领导参加学术研讨会，但领导要处理的工作太多， “一年能够列上一个日程，那都是烧高香了。”

领导的变动也加大了他工作的难度。十几年前，危起伟就和渔业局提议将一部分中华鲟用于开发，以商业化机制保证增殖放流的资金。研讨多次，准备实施的时候，领导却被调走了，危起伟又得开始新一轮的“科普”。

行政力量不只决定着危起伟的救鱼计划，还关系着人、财、物、规章制度的方方面面。

危起伟在荆州创立的中华鲟增殖放流中心全靠农业部的经费维持。1999年，技术员熊伟中专毕业后进入养殖场工作到现在，是资历最老的员工之一。他感觉，以前大家干什么都很有劲头，现在来实习的学生不一样了，“你不喊不叫他，他觉得什么事都与他没关系。”

在危起伟的办公室采访时，我碰到一个女生来向他提离职。危起伟有些无奈，长江水产研究所归农业部门主管，相比中科院和三峡公司这些更大的平台，研究所在人事和待遇方面都要更弱。科研项目不多，人才难引进，几个优秀的学生都是“看我的面子压在这里留着”。

这些年，危起伟的养殖场走了不下五六十人，每年都要走四五个，“本科生和硕士生试用完就跑了。”危起伟担心现在场里的人也不安心，毕竟地处偏僻，“拿的比别人少，做的比别人辛苦，还需要值夜班。”

怕设备出故障，怕鱼跳到岸上没人管，场里24小时都要有人盯着。熊伟每天观察中华鲟的情况、喂食，早晚轮班，每月工资4000元左右，硕士生能再多2000元。

李君轶从2012年起开始跟随危起伟学习，2017年博士毕业后留在长江水产研究所工作。开学第一课，危起伟就和他强调“做事要想好是为了什么，千万不要做不想做的事情。”

李君轶常去各地做资源监测，这是所有生态学研究的基础，也是最苦的一环，在野外一待就是一天。为了获得准确结果，需要在不同季节、不同流速的水域，尽量捕获更丰富的鱼类样本，每次调查都会持续10天以上。

危起伟希望能带出些纯粹的学生。他觉得有人文章写得很漂亮，完成创新冷门的课题指标总是“perfect”，但这对物种保护作用不大。一些基础调查很重要，反而只能发表在影响因子低的期刊上，“我研究的东西和nature、science（国际权威期刊）不沾边，为什么非要去发在那上面呢？”

但对科研人员来说，论文依然是评职称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。危起伟知道，生态监测类的基础研究既辛苦，周期也长，可能做几年都难发表文章。后来进组的年轻学生们大多不愿再做这类研究，而是选择在实验室就可以完成的课题。

成年白鲟和幼鱼的标本

白鲟灭绝了，然后呢？

最后一次对白鲟的寻找始于2017年，农业部开展“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”专项工作，20余家单位在长江全流域布置了65个调查站位，以20公里为一个网格，实时捕捞，几乎将长江滤了个遍。在这次调查中，包括白鲟在内，有135种鱼类没有被发现，其中60%是濒危物种。

近几年不断有国外的专家找到危起伟，认为应当对白鲟的生存状况做一次更新。危起伟团队开始搜集所有与白鲟相关的论文与目击记录，2019年12月，他们在国际期刊《整体环境科学》发表论文，经统计和模型估测，得出白鲟在2005至2010年间已经灭绝的结论。

危起伟把历史长度比喻为时钟表盘：“白鲟所属的匙吻鲟科鱼类出现在一亿多年前的白垩纪，而现代工业化进程不过几十年。你说它们那么长时间都活的好好的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灭绝了，连一秒钟都没走到，不应该呀。”

白鲟灭绝了，但那些存在已久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其他物种的保护工作。危起伟的两名学生毕业后进入2019年成立的宜昌中华鲟保护区管理处工作，管理处核定编制10名，承担中华鲟监测、救治救护、科普宣传、资源调查、增殖放流、科学研究等工作，“光是监测这一项，10个人都不够用，这么点人怎么做得了这么多事？”

危起伟鼓励他们把问题一级级往上反映，负责人很无奈，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，但基层单位向上争取政策并不容易，“危老师说的话市长都要听，我们去说的话，市长会觉得，事不好好搞，牢骚一大堆。”

对中华鲟未来的生存状况，危起伟并不乐观。“救鱼”四十年后，虽然保有几批人工养殖群体，但2008年后，对中华鲟的特许利用被禁止，不能卖、不能吃、只能养着，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退出。

而且，中华鲟的野外繁殖已中断五年，这并不是“救鱼”的初衷。由于没有经历海水环境，生活空间狭小、营养不足，人工养殖的中华鲟不断退化，个体已经不如野外群体的三分之一大。“精子活力下降，卵子的颗粒也在变小，以后就不是中华鲟了”。

放流是恢复中华鲟野外种群的重要一步。危起伟希望能对每年的放流数量下达指标，“国家没有定任务，各单位想放多少放多少，实际上在任性地自娱自乐。量不够，很难起到作用”。

2015年，危起伟提议的《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（2015—2030年）》终于由农业部发布，但经费迟迟没有到位。剩下的救鱼时间越来越少，目前国内大多有繁殖能力的中华鲟都已经超过20岁，再往后十年，老化和无法繁殖的会越来越多。十几年里要做的事很多，建立海洋保护区、修复中华鲟产卵场，危起伟不知道还能不能实现。

在接受采访时，危起伟和黄真理一再提起几十年前的那次“葛洲坝救鱼”。对于其中一些做法和理念，二人存在着分歧。但他们都提到，希望公众不要忘记这段历史。黄真理说，这不是专家一时一地出现的误判，“是因为我们缺乏直面误判的学术争鸣氛围，带来了长期的影响。”

2021年，新版野生动物保护名录颁布。这是1989年发布后的首次更新，白鲟依然位列其中，鲥鱼被新增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危起伟哭笑不得，“鲥鱼都几十年没见了，现在把它列上有什么用？”

李彦亮推测，认定一个物种的灭绝需要组织一系列调查和论证，但缺乏经费，也没人牵头来做，“这也是行政力量薄弱的一种体现。”

那么白鲟的名字要不要从保护名录摘掉？以后对白鲟的研究投入会不会停止？危起伟说相关部门至今没有表态，很多事情依然没有答案。

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开始，这是危起伟的老师曹文宣从2006年开始呼吁的事，十几年后终于落地。危起伟知道，一些事情从无到有并不容易。他所在实验室的名称在二十多年间多次变更，最初是淡水鱼类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实验室，2008年扩大为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，“那时只搞保护，是死路一条。”直到2018年，“利用”终于被拿掉了。他希望有一天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名称也可以更新，“鱼类不仅是‘水产’，而是‘水生生物’”。

被宣布灭绝之后，白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。被那些悼念文章淹没的，是知网上仅有的三十多篇与白鲟有关的论文，而且大多集中在上个世纪。一家3D打印公司联系危起伟，想做一场关于白鲟的展览，存放在档案袋几十年的白鲟骨骸，终于有机会被拿出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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